本文转自：文汇报

《遇见中国：中西哲学的一次对话》

[美]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Sandel）[美]德安博（PaulJ.D’Ambrosio）编

朱慧玲贾沛韬译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中国读者早已不会因为一位外国学者的到访而感到新奇，但哈佛大学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的到来仍让中国读者兴奋。桑德尔因为网络公开课《公正》而为中国公众所熟知，在年到访中国后，更是获得了“通常只有好莱坞明星和NBA球员才能享有的受欢迎度”。

桑德尔说：“我去过很多国家，可能除了美国之外，中国有关自由市场的设想和道德直觉是最深刻的。”桑德尔一直期望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哲学，并从中汲取资源。年，桑德尔专程来到中国，与中国哲学领域的国内外学者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探讨。与会专家从中国哲学当中有关德性、家庭、共同体等观念出发，反观桑德尔的政治哲学思想，指出它与中国哲学思想的可能性关联和冲突。桑德尔针对这些批评或思考，给出了自己的回应。后来，各位学者的与会论文与桑德尔的回应结集成册，就形成了这本《遇见中国》。

《遇见中国》是一部具有启发意义的中西哲学平等对话之作。它体现了自晚清、五四以来，中国文化的两个转向：一是中国对西方思想文化由全盘接受走向反思与辩证，二是中国对自身传统思想文化，由批判、全盘否定走向重新发现与求证。与桑德尔的相遇，为我们重新发现传统的价值，提供了契机。

迈克尔·桑德尔在《向中国哲学学习》中总结道：“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之间任何一种相互学习的方案，均应该从接受某种不对称开始。我的朋友、前哈佛大学同事杜维明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是一种学习型文明，而西方是一种教导型文明。他在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是在称赞西方。我认为他是在说，那些认为自己是在给世界上其他国家传达指令的社会，终会陷入一种狂妄自大。他们的学说会堕落为布道。一种一心从事教导和布道的文明，不仅会招致普遍的憎恨，自己也会丧失面向世界、聆听世界并向世界学习的能力。我很感激这本书的对话者，他们慷慨地贡献了自己的思想，馈赠了批判性的互动。”

精彩试读

桑德尔与中国的相遇

文/欧逸文

年12月的一个夜晚，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厦门大学的校园里，大批学生聚集在学校报告厅的门外，其人数远远超过了报告厅的容纳量。我站在门里，透过玻璃看着蜂拥而至的年轻学生兴奋激动的脸庞。一批保安在吁请人群保持安静；校长也致电给当晚活动的组织者，提醒他们不要失控。

他们所热诚盼望的对象，在中国获得了“通常只有好莱坞明星和NBA球员才能享有的受欢迎度”（《中国日报》曾这样评价道）。他就是迈克尔·桑德尔，一位温和而善辩的明尼苏达人。他是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他教授的《公正》课程广受学生欢迎，引导学生了解西方思想史当中的核心人物，如亚里士多德、康德、罗尔斯等。桑德尔将这些人的道德决策理论编进现实世界的道德困境当中。刑讯逼供是正当的吗？如果你的孩子需要某种药救命，你会去偷吗？美国一家公共电视节目拍摄了这些课堂现场，并放到了网上。当这些课程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时候，一些志愿者翻译了字幕。两年之内，桑德尔在中国获得了惊人的明星般的知名度。《中国新闻周刊》杂志称他为“年度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物”。

桑德尔，由KikuAdatto供图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告诉我：“桑德尔解决道德问题的进路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不仅非常新颖，而且与某些重大社会问题的日常讨论密切相关。”直到我去校园现场感受桑德尔与中国相遇的时候，他那些有字幕的关于西方政治哲学理论的课程，在网络上的观看次数已经至少有万次。《时尚先生Esquire》曾经以他为封面，标题是《巨匠与杰作》。

如果生活在21世纪早期的中国（我于—年在这里生活），就会见证一种哲学和精神上的复兴，这可以与19世纪美国的大觉醒时代相提并论。

人们的基本物质需求越是得到满足，就越质疑以往的分配方式。为了寻求新的意义，他们不仅从宗教，也从哲学、心理学和文学当中寻求新的方式，从而在一个意识形态上不一致并不断改革的世界当中为自己辨明方向。在一个竞争激烈、由市场驱动的社会中，个体对陌生人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当说真话非常危险的时候，一个人有多大的责任要说真话呢？一个社会应该如何定义公平和机会？追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在追求繁荣发展那样，唤醒并激发着人们。

桑德尔习惯于和他的妻子及两个儿子安静地生活在马萨诸塞州布鲁克林市，后来开始学着应对他在国外，尤其是东亚所产生的异乎寻常的反响。在首尔，他曾在一个室外体育场向1.4万人演讲；在东京，他的演讲入场券被黄牛炒到了美元一张。在中国，他激发了一种近乎宗教的虔诚，他在这里成为明星般的人物。有一次，在上海机场，护照检查官拦住他，然后喋喋不休地告诉他，自己是他的粉丝。

在厦门大学的报告厅外面，人群聚集得越来越多，最后主办方决定将门打开，以便更好地维持秩序。因此，尽管有消防法规，他们还是让人群涌入过道，密密麻麻的年轻人坐满了每一个角落。

桑德尔走上讲台，在他身后是一块巨大的塑料横幅，写着他新书的名字：《金钱不能买什么》。在这本书中，他询问道，是不是现代生活的很多特征，正在变成他所说的“牟利的工具”。在中国，钟摆已经迅速地远离了计划经济，如今社会上的每一件事物似乎都有一个价签：服兵役、幼儿园上学资格、法官的裁决等等。桑德尔所传递的信息与此密切相关，因而听众全神贯注。他告诉听众：“我并不是在反对市场本身；我是在说，我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近几十年以来，我们已经从市场经济变成了市场社会。”

桑德尔提到了从报纸头条上读来的一个故事：某个来自安徽省一个贫困地区的高中生将自己的肾卖了3美元；当他拿着iPad和iPhone回到家之后，他的母亲发现了这场交易；紧接着他出现了肾衰竭。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和另外8人随后被捕——他们已经以10倍的价格把这颗肾转卖了出去。“中国有万人需要器官移植，”桑德尔告诉听众，“不过，每年只有1万个可用的器官。”他接着发问：“我们这里有多少人会支持合法地通过自由市场来买卖肾器官呢？”

一个英文名叫彼得的中国年轻人，身穿一件白色运动衫，戴着厚厚的眼镜，举起手表达了一种自由至上主义的立场，认为使肾器官交易合法化会消除黑市。其他人则不同意他的观点。桑德尔突然加大了砝码，假设一个中国父亲先是卖了一颗肾，“几年后，他又要送老二上学，这时一个人来问他，如果他愿意放弃生命的话，是不是愿意把另一颗肾（或心脏）也卖了。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吗？”彼得想了想，说：“只要是自由、透明、公开的，富人就可以买到生命，这不是不道德的。”这时人群中传来一阵骚动，我身后的一位中年男子喊道：“不行！”

桑德尔已出版作品

桑德尔让现场安静下来，接着问：“市场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我们想要如何一起生活的问题。我们想要一个什么都可以拿来买卖的社会吗？”

第二天，桑德尔告诉我：“我去过很多国家，可能除了美国之外，中国有关自由市场的设想和道德直觉都是最深刻的。”不过，让他最感兴趣的，还是与此相对的力量，也就是从人群中传来的对卖第二颗肾感到不安的声音。他说：“如果你通过讨论进一步探究并考察这些直觉，就会发现他们在道德上犹豫要不要将市场逻辑延伸至每一个领域。例如，中国观众一般会接受黄牛票——高价转卖演唱会门票，医院看医生的号。但当我问他们，在春节人人都要回家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允许黄牛倒卖火车票，大多数人表示反对。”

在中国，外国思想引发公众